网络话语场新生亚文化风格转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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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家交通广播电台迎来“三十而立”。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项目:“网络话语场新生文化景观探究”。

  (1.华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厦门华厦学院 智能与信息机电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风格”“抵抗”“收编”等概念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体系的重要理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与新媒体的盛行,中国的网络亚文化本土化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与传统亚文化症候不同的新表征,笔者采用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网络新生亚文化实例,总结了网络亚文化的几个重要风格转向:从抵抗式对话走向无意义独白;从稳固型圈层式传播走向流动型趣缘式互动;从被商业和主流文化收编的宿命论走向协商共存。

  在 20 世纪中后期,青年亚文化被视为小众的圈子、夸张的风格、抵抗的一代,一度被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所诟病甚至引起道德的恐慌。但如今互联网的发展渐渐模糊了亚文化的风格特征,尤其是网络新生亚文化成为大众追捧和模仿的对象。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由于传播空间的开放性,传播内容的透明性、个性表达的自由化,网民们每天都在网络社会进行着海量的网言网语的生产与传播,网络话语场域中也在不断形成新颖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尤其是近两年 “吐槽文化”、“佛系文化”、“丧文化”、“戏精文化”等新生网络亚文化呈现出与传统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相左的现象和特点。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虚拟性和开放性让亚文化的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呈现出许多新表征,所以应该“重写和更新亚文化的概念”[1]虽然已经有学者已经对亚文化的风格转向进行了一定的个案研究,然而如此之多的新生亚文化必须放在整体的视域中全景式的考量。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试图对新媒介时代下的网络亚文化进行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剖析,这对我们把握和总结阶段性的青年亚文化实践以及掌握网络空间风气有重要意义。

  亚文化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对“越轨”群体的关注,他们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因被社会主体结构抛弃而开始拒绝和反抗主流文化的越轨行为,用“种族、越轨、矫正、融合”等概念来解释青年亚文化。因此早期的亚文化研究强调的重点是边缘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接着英国伯明翰学派从社会结构模式出发提出“阶级、仪式抵抗、风格、收编”等概念强调了亚文化的“抵抗”性质。如赫伯迪格所言,亚文化被视为一群危险的外来者、 喧闹聒噪的孩子、 疯狂的野兽和任性的宠儿。[2]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全球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并且开始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研究用“新部落、场景、生产方式”等核心理论来跳出社会结构影响论的圈子,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个体因共同的兴起爱好而共享参与的亚文化行为。在后亚文化研究学者眼中,亚文化的抵抗是温和的抵抗、仪式性抵抗、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行为。显然后亚文化研究更加符合但是并不一定适合第三发展中国家,所以笔者力图从亚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中找到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异同,在以网络话语场中的网络新生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参与式研究中,笔者发现与以往的青年亚文化概念和风格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后现代新媒体镜像中,亚文化风格已出现许多明显的转向。

  笔者以2010-2019年的网络亚文化为研究对象,在知乎问答,百度贴吧,微博等平台进行长期参与式观察,总结了四种新生网络亚文化的类型,分别是:包括佛系文化和丧文化在内的虚无犬儒式网络亚文化;以屌丝文化、吐槽文化为代表的自嘲降格式网络亚文化;以沙雕文化、戏精文化为代表的恶搞表演式网络亚文化;以及大众熟知的动漫文化、电竞文化、街舞文化、嘻哈文化为代表的创意IP式网络亚文化。笔者从这四类新生网络亚文化的样本分析中得出网络亚文化的风格及其转向。

  亚文化研究常用主客二分法区别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把二者看作抗争的关系,亚文化是如何抵抗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又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另类化”途径将亚文化排斥出去。然而网络新生亚文化不再是为抵抗而生,而是在进行没有意义的自说自话。正如张宁所说,网络青年亚文化已经表现出不直接与主流政治文化对立,不攻击主流政治议题,甚至容纳主流政治议题作为自己阵营的传播主题等的特征。[3]伯明翰学派研究的同性恋、有色人种等亚文化群体的仪式抵抗风格在新媒体语境下渐渐被削弱,因为网络亚文化在“娱乐至死”的网络空间传播中自身就带有消解的催化性。比如吐槽青年们在传播吐槽文化的同时其实早已明白抵抗的作用微弱,他们不过在面临现实问题时采取的应激方案,也是在进行一场场问题解决的自我幻想。而不仅仅是对主流文化进行盲目的抵抗。由周子瑜事件引发的大陆台湾表情包大战中,表情包原本是作为亚文化实践中政治抗争的武器,然而却在两岸意义扩展的不同解码中达到了友好同构,而淡化了政治对立,加深了娱乐效果,这也是弱化抵抗的案例。这些亚文化形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抵抗形式,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表达。麦克罗比通过对流行音乐和时装生产过程的考察,将亚文化的研究回归到社会学和日常生活的领域从而质疑了所谓的“抵抗”。[4]

  又如网络上流行的“请开始你的表演”的戏精文化和“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杠精文化,这些都是一种变相的排解社会焦虑的解压方式,这些亚文化主体看似是对社会的抵抗,其实他们就像相声演员一样抖包袱、抖机灵、抖创意,只为娱乐大众,让整个社会更加年轻态。娱乐主义至上的反理性主义超越理性,在互联网场域中人们暂时摆脱了日常现实生活中等级秩序和社会规则的理性束缚和压制,呈现出本我性特征。网民们生活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网络狂欢的空间,叫嚣着庆祝狂欢节的到来,他们极尽所能的发挥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网络亚文化,期待着更多人的集体认同而达到自我满足感和成就感。

  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削弱了了亚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隔,网络亚文化的圈层化和群体化特征也正在弱化。新生的网络亚文化不像以往有明确的“小圈子”,也不像传统亚文化固定虚拟社区,参与者现在更像是随聚随散的浮萍。新生网络亚文化似乎并不拒绝局外人,亚文化参与者就像游牧民一样偏爱邂逅和偶聚而非联合,在不同的网络文化中不停游走,在身份认同的不断跳跃中寻找快感。因此,亚文化主体不再是稳固不变的族群或圈层,而是依赖兴趣和缘分而聚散的“流民”。比如多数人都不排斥说自己是佛系青年,佛系中年,甚至会主动代入这样的身份以更方便的完成社交属性,然后在下一场对话中又会说自己是一个戏精本精,在吐槽场合又完成了吐槽青年的身份转换。

  网络亚文化的普遍特征是准入门槛低,文化成本低,参与者毫不费力便可参与其中,与之对话。笔者预判未来网络新生亚文化的族群概念会越来越弱化,甚至消失,更加接近于一种网络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表征。互联网强大的交互性、跨时空性使得芸芸网民很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个体,从而形成互动,然而又兼受网络离散性强的特质而匆匆分道扬镳,在下一个话语场重聚,再离散,再重聚,在一个周而复返的过程中不断认同、被认同、整合、被整合,是一个去组织化去族群化的集聚和扩散的过程。不再是传统亚文化那样单一领域的群体联合,如今的网络亚文化参与者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合,因为特定的兴趣和认同在迅速邂逅云集,在共同创作和分享某个相同领域的旨趣后分手,重归线下的平淡生活。也有学者把这种松散的人际交往和社群聚合现象称为“趣缘群体”。

  在西方亚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用主流文化和商业资本的“收编”来简单描述网络亚文化与意识形态及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的生产是为了抵抗主导文化的,所以一旦被商业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征用”,其存在的价值属性便消失不见了。

  诚然,在现实生活的教化中,主流媒体永远是凌驾于亚文化之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然而在虚拟空间的话语场,亚文化可能更占有主导权,两者就是在现实和虚拟中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所以再观察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仅仅用“抵抗”“抗争”“收编”来一语概之,而要用网络亚文化反观主流文化,用主流文化审视网络亚文化。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你入场了吗?》就是对戏精文化的某种认可。主流文化在传统媒体时代严肃而理性,这显然是凌驾于亚文化道德之上的,也是民间日常话语所不能及的,所以经常给受众一种疏离的感受。然而在新媒体语境下,当主流传统在两微一端注册账号的那一刻起,它们已经开始尝试用网络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用更符合大众口语表达习惯的话语来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这和网络亚文化追求轻松愉悦的感官需求不谋而合。亚文化和商业资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成就彼此,资本营造了一种“亚文化繁荣”的氛围,满足亚文化生产者的成就感,而亚文化也会通过资本来实现宣扬自己文化的作用。比如粉丝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消费式交往”,《镇魂》网络剧大火后,粉丝自称镇魂女孩,甘愿为剧中的男主角代言的产品埋单,如粉丝们大量购买朱一龙代言的肯德基品牌,还利用各种自媒体为产品宣传,让朋友亲戚都购买从而为偶像助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资本证明自家爱豆的强大价值,资本家为粉丝亚文化打造偶像,粉丝亚文化为资本家提供流量,从而达成合谋。

  本文对网络话语场的新生亚文化景观进行剖析,发现网路亚文化在互联网的异质化空间呈现出新的转向。首先亚文化参与者的身份流动性很强,如游牧民一样游走在不同的文化创意活动中,因此网络亚文化出现了圈层弱化的趋势;亚文化不再只是为了抵抗而出现,更多的是用自说自话代替社会抗争;主流文化也不再仅仅为了抵抗亚文化或者缓解社会恐慌而收编亚文化,而是与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和解的趋向。总而言之,网络亚文化出现了许多异于传统亚文化研究的新表征,而且和主流、商业的关系,从“被收编”的紧张转向“共谋”的愉悦。

  [3]张宁. 消解作为抵抗:“表情包大战”的青年亚文化解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9):126-131.

  (作者简介:刘梦杰,女,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传播学研究;谭文奇,男,厦门华厦学院智能与信息机电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机器人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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